近幾年來，美中對抗的議題甚囂塵上。拜登政府在8月剛通過《晶片與科學法案》，未來10年將投資280億美元設立「美國晶片基金」，鼓勵業者在美國建立高端晶片的製造與封裝工廠，台積電12月初在亞利桑那舉辦移機典禮時，也宣布投資金額將從120億美元增加到400億美元；中國政府不甘示弱，宣布未來5年將投資1兆人民幣（約140億美元）扶持半導體產業。半導體業只是一個前哨戰，美中在科技競爭的角力顯然已經愈演愈烈。

台灣產業創生平台特別邀請到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Evan A. Feigenbaum，擔任本次Future Calls系列活動的講者，以「美中策略競爭對台灣科技業的意義」（What US-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Means for Taiwan's Technology Buildout）為主題進行線上分享，並由活水社企投資開發共同創辦人暨董事長鄭志凱主持。

Feigenbaum是史丹佛大學中國政策博士，過去25年來長期關注美中關係，曾在政府部門、私人企業、非營利組織與大學任職，在小布希政府曾擔任過負責南亞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。在本次的主講中，他分三大部分闡述美中關係為何在過去5~7年發生如此劇烈的變化、美國的決策階層如何使用行政與監管工具以對抗中國、台灣的機會與挑戰等三大部分，有相當精闢且精彩的觀點。以下為內容摘要整理，全文分上、下兩篇刊登。

美國將國安擴大解釋　企圖阻止中國發展

過去7年來，美國政府在國安的基本戰略上並無重大轉變，最大的差異在於以「國安化」（Securitized）的視角看待產業及科技，使得相關政策論述也隨之改變。

原本國安與經濟在兩個平行軌道上各自前進，但現在已經糾葛在一起，美國政府幾乎每件事情都會從國安的角度去看待，華盛頓的國安人員如今不僅專注在國防軍事的競爭，也會注意資本流動與經濟情勢的變動，其中科技更是監管機構的核心議題。

事實上，不管是華盛頓或北京的國安監管機構，關注的技術領域都相當類似，包括新的複合材料、合成材料、量子運算、大數據演算法、人工智慧和奈米技術等，當然也包括可以運用在軍事領域、準確模擬核武測試的醫學技術。科技的發展早已跨越軍事與商業的界線。

隨著科技在國安化的議題中扮演日益關鍵的角色，不只是技術，包括資本、知識、人才、數據這幾項東西，只要跟中國政府或者跟中國政府有關聯的，就視為國安威脅。且不僅限於政府組織，在中國做生意的企業、大學、第三方機構都受到影響。

對於跨國企業來說，如果不想放棄中國，有兩條路可以走，第一是採取中國化（Chinaize）的策略，將中國的資產與業務完全獨立於全球其他供應鏈之外，第二是因應全球變化及美國管制，設立符合規範的事業體系。

從產業到學界　美中科技競爭戰線擴大

從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，美國政府已經發現，如果要跟特定國家建立對抗性的關係，無須透過繁複的立法程序，有許多行政和監管手段都可派上用場，成為打擊對手的利器，例如直接禁止將特定產品銷往中國。事實上，美國監管機構正針對戰略性行業，逐一檢查中國的企業、實驗室及大學，導致其他公司很難與其開展業務、合作研發或提供服務，電訊行業的華為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樣的監管不僅針對產業界，也發生在涉及知識流動的學術界，美國政府已開始鎖定與中國大學合作的美國大學實驗室進行調查，因為多數美國大學都有獲得聯邦的研究基金，如果要跟清華大學、復旦大學等中國大學進行合作，就要審慎評估。

如同早期有許多台灣人在美國矽谷創業一樣，現在也有許多中國人在美國成立人工智慧、生技、生命科學的新創公司，但美國對中國企業祭出管制措施後，未來有中國背景的AI公司、生技公司將很難落地美國。

這種狀態短期恐怕不會改變，不管華盛頓或北京都將國安化這件事制度化，例如我所任職的卡內基和平基金會全球政策中心，在北京與清華大學合作設立一個中心，按理說教育領域的合作敏感度較低，但過去幾年，中國政府對國際合作的態度變得更為封閉，且關注範圍不再侷限於科技與商業領域，而華盛頓方面同樣也有這樣的問題。

由此可見，雙方對國安方面的共識已遭破壞，整個價值鏈在科技與知識的競爭強度愈來愈大。

放棄中國製造　其他地方未必有萬靈丹

中國領導人從鄧小平、江澤民、胡錦濤，都是延續改革開放的路線，但從鉅觀層次來看，習近平採取不太一樣的路徑——「改革」但不「開放」，他對國家與經濟之間的關係、中國與美國及其他國際夥伴之間的關係，有著迥異於前任領導人的觀點。

現在打開CNBC或其他財經節目時，經常看到專家說中國已經沒有改革，事實上中國仍在持續進行許多改革，包括軍事、稅制、市場價格的改革在內，不管是汽車、玉米、住宅用水現在都透過市場機制在訂價，這些都是改革，問題在於並未開放給國外跨國企業。中國政府顯然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徑。

部分華盛頓官員似乎有一種幻想，認為中國不再具備投資的吸引力，但這個問題挺愚蠢的。
中國是否值得投資，取決於資本來源來自美國或其他地方？企業規模有多大？屬於何種產業？與美國有多親近？企業考慮的絕非是否要撤離中國的單一問題，而是考慮全球資源配置是否有足夠的備援與彈性，這就跟許多企業選擇在印度、墨西哥、越南投資一樣，然而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問題，很難在任何一個地方找到萬靈丹（Magic bullet）。

以印度為例，印度總理莫迪（Narendra Modi）積極推動「印度製造」，很多企業也覺得印度與中國有許多相似之處，都有龐大人口及土地、廉價勞工，但企業想把中國的那套複製到印度去，卻發現在印度要取得土地、建置產能、僱用勞工與移工的難度更高，後來有些企業只能將重心再移回中國，只是以不同的商業模式融入全球供應鏈。（更多內容請參閱下篇）